她放下笔，坐到我的床边为我盖好被子。
她让我先睡，说她再看一会儿就去睡。
我知道她不会只是看‘一会儿’就去睡的。
可是被子盖好后我的困意就袭来，人也渐渐乏力。
我握着她的手，说：“别走，陪陪我。”
八年前，二十岁的崔时曼放弃学医，转去学金融，同时开始学习着处理家里公司的事情。
她的老师劝过她，她的父母要她好好思考再做决定。
可是她从来都是很固执的。
没有人请我去做说客，我自己就是说客。
我说曼曼，我一个人能行。
她仍然不愿意。
我和她一起长大，从小我们都没有吵过架。
那是第一次我对她发火。
我很大声地冲她嚷：“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你从小到大就想当医生啊！”
她也很大声地冲着我嚷回来：“但是我要救你啊！”
我的父母死于意外，留下一个偌大的集团。
董事会里每个人都蠢蠢欲动，为着自己的利益和私心。
有人联系我要我加入董事会，替我父母继续掌管公司。
也就有人为了公司想要夺走我的性命。
三次。
在我从父母的太平间出来之后，我有三次都在鬼门关边踏过。
第一次是看着我从小长大，一直对我笑脸相迎的叔叔逼着我在放弃股份的文件上签字，在我拒绝之后出门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挨了人生第一顿打，脾脏破裂；第二次是刀；第三次我被绑架……
那是最后一次。
崔时曼报了警救我出来，第三天她就交了转专业的申请。
“警察说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他们和伤害你的事情有关系，那么我就来找证据。”
崔时曼的父母还活着，有足够的能力庇护她。
她就有靠山，能够让她为了我放弃她从小到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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