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孟波赶场子会过度劳累，而且他还要持续半个月的放疗，天晓得放疗到后期他的身体吃不吃得消。
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他，他坐在病床上低头拨弄吉他，即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只脸上绷着。
我再说，他就把假发套拿了下来，随手甩在枕头边，换了个调子，又激越又尖锐，猛烈摇晃着光脑袋拨弄完，他抬头挑衅似的看着我。
我抬头望天，想了想措辞，“你们在哪里表演？”
吉他音乐瞬间变成柔和缠绵的曲调，他骄傲得像一只孔雀，“VIP座要收费的。”
“不是免费表演吗？”
“我们免费表演，不代表酒吧老板不收VIP座位的费用啊。”
“真他吗黑。”
他点点头，“的确是。”
他近来练习得几近痴迷，我就再一次提醒他注意身体。
结果他跟我说了这么句话：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很多人会选择在今夜狂欢。
所以，他那么高兴，不是突然产生了生活的希望，坚信自己能够痊愈，而是终于想放任自己去做喜欢的事情。
末日前的狂欢，带了豁出去的绝望。
医院病房住着毕竟是不舒服的，孟波几乎天天跟住院部请假，然后坐地铁去他妈那儿帮着煮饭，煮完，跟他妈吃好，他再带上我那一份晚餐，坐公车回宿舍。
他看着我狼吞虎咽，伸过手来捏我的耳垂，“有时候真想把自己掰成两个人用，这样即可以陪着她，又可以陪着你。”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看的一个聊斋故事，有个女妖精就是把自己变成了两个□□，一个陪着公公婆婆赏月，一个陪着老公写诗，可是最后败露了，她必须重新回去做妖。
孟波说他记得那个故事，后来那女妖精变成了鸟，一直陪着那位少爷。
他其实记错了，那只鸟最后飞回了山林，我还记得那位少爷满山里寻找并且呼唤她的名字。
也或者，他是记得的，为了安慰我，故意那么说。
孟波出院以后，跟着他的乐队朋友排练了一个月，最后他又不想上台表演了。
那段时间他的状态挺好的，头皮里开始长出新的头发来，我问他为什么打退堂鼓，他说怕乐队的朋友太习惯他，怕台下的听众会关注他，而他不过是一个过客。
如果是单纯的退出，大家仅仅会觉得遗憾，如果哪天有人谈起他，说：“啊，那个可怜的人，他病死了。”
“我不喜欢人家这样谈论我。”
“所以就这样放弃了？”
“不是放弃，我还是在玩吉他，我只是不想在人前表演。”
他摸着新长出来的细软的小头发，“他们已经轮番上阵劝过我了，你就别费那个心了，我不会听你的。
什么掌声响起来，我倒下去，这种狗血的剧情是不会上演的。
前阵子我们联系了一个吉他手，人家比我专业多了。”
我不理解他，我觉得很难过，我以为相爱的两个人是心意相通的，结果他把脑袋抵在我的额头上蹭着，“别这样，我也搞不清我为什么要怯场，但是我不想逼自己。”
“得得，你就是耍小性子吧。”
“没准是的。”
他笑起来。
“好，都随你，行了吧？只要你别跟你妈似的，完了又说其实我很想上台表演的，就是你们劝得不够热诚不够恳切没有以死相逼。”
“我才没那么作。”
他拨弄着吉他，音乐像流水般泼泻出来，这么美妙的旋律，只有我听得见，有时候觉得遗憾，有时候又觉得那是我独享的一份礼物，没什么不好。
正式表演的那个晚上，我和孟波去捧场了，虽然是业余玩玩，这支小乐队却很有专业水准，孟波认真地听着，端着橙汁的手一颠一颠打着拍子，那双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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