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些新军骨干在，那些绿营，八旗的军事作战能力也在逐步提高，新军的影响力甚至由云贵川扩散到两广、两湖、江西等省份。
还有部分新兵退伍后到南洋去开辟一块疆土。
这是后话，暂且不说。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甘肃回民叛乱，福康安加封陕甘总督，由四川入陕甘平叛。
新军威名所至，叛乱匪众不战自溃，连战连捷，斩杀数千人，两个月后，叛乱匪首张文庆束手就擒。
军事开路，文化同行。
凡新军所到之处，必然有浩浩荡荡的人马跟着，这里面有两拨人，一类教师，一类商人。
教师在地方兴学办教育，告诉受教的学生们，如果学习成绩好，以后有机会上更好的学校，不仅自己能活的好，还能让家人都过上好日子。
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孩子上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饭，很快把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和伤亡抛在脑后，争先恐后的送自己的孩子入学，唯恐落在后面。
当然，在这些地方只能逐步兴办基础教育，教授人们具备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为踏足社会，从事工商和生产活动提供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而少部分被发掘的苗子和地方绅士的孩子，则会到云贵首府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到需要他们的地方，为大清教育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发光发热。
而跟随大军作战的另一批人——商人们，则赶着满载云贵地方特产的马车，到处转悠，兜售货物。
产品琳琅满目，只要有钱，不管之前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可以谈买卖合作，在商言商，生意本来如此。
即便没钱，以物换物也未尝不可。
经过近四年的发展，福康安的地盘从云贵两省扩展到四川和陕甘地区，区域人口和地盘翻番。
新军规模也由两万人扩编到到四万人，做到每个区域驻扎两个师的存在，军事影响力足够，也不会过多增加地方财政的供给压力。
在云贵总督福康安“重商主义”
方针指导下，各州府商贸往来空前活跃，关税和货物税收规模从先前的三百万两猛增至一千万两之多。
而前期投资的矿山，这两年开始产生巨额利润，以磷矿开采经营为例，经过两年的亏本到持平，因新开通陕甘地区的市场需求，利润额从贰拾万两增至一百万两。
仅铜矿、磷矿、铁矿等矿场的税收，每年上缴云贵国库达八百万两之巨。
贸易和矿产税收超过两千万两。
达到全国税收近一半之多。
当然，老头子那里，还是按照每年上缴户部三百万两，另上缴内务府一百万两的规矩走。
不过，年底还会以给老头子贺寿的名义，再给老头子上份一百万两银子的花红。
这年底趁老头子收钱开心的时候，给老头子说想回家看看，终日在外忙碌，三年没回家，再不回去儿子都不认识我这爹了。
老头子也不含糊，特批福康安回京待一年。
一般来说外官入京任职，地方的职衔都要摘掉，不过老头子看在银子的份上，帮我保留了云总兼四川、陕甘总督的头衔。
回京师任职，大多只是挂个虚名，并无太多实权，对于自己来讲，更多是结识朝中军机处和各部的尚书、侍郎，免得同朝为官互不相识。
仅半年多的时间，就走马观花的在户部、吏部、兵部几个重要位置上轮了一圈，熟悉下各个衙门的管理制度和办事流程，至于最终的位置嘛，尽人事而知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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