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局和邵大都没有发表意见，其实他们两个人听了更揪心。
但是作为案件侦破的指挥员，也不能就这样轻易的否定前面的工作。
因此，其他侦查员对这个意见的质疑，其实就是他们想听的意见。
技术中队长还没开口，情报中队长就先说话了：“如果这个案件，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判断是为性侵的，那么这个案件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至少犯罪嫌疑人跟受害人是有某种联系的。
否则他不会知道受害人就在里面，而且里面就受害人一个人，因为任何这两点不确定，犯罪嫌疑人就不会作案，因为这样就达不到他的目的了。
基于这个判断，犯罪嫌疑人后面对财物的翻动，其目的或许是顺手牵羊，也可能是为了掩盖真相。
如果是这么判断的，我们的控赃工作已经没有意义了，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把弄到的赃物已经销毁了；同时我们布置下去的人力情报工作，也没有意义了，犯罪嫌疑人既然是受害人的关系人，那我们那些线人，压根就搞不到情报，我们的工作意义又何在。”
情报中队长说的也都是实情，案件性质变了，案件的侦查方向就要进行调整。
如果这个案子是性侵为目的的，那么我们先前轻易的放弃对本地人的排查，那现在看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我们对目前划定的排查区域，也要进行重新排查，至少把我们忽略掉的本地人再重新排查一遍，而要切实做到核实放心，只有把每个本地男性都提取一遍指纹和dna样本。
这样的话不仅工作量会大大增加，而且我们又以什么说辞去提取这些指纹和dna样本呢？毕竟外地人我们可以核查身份的方式，去做这两件事，一般外地人也不敢不配合我们公安的工作。
但是本地人就不好说了，万一他们不肯配合，尤其是这个人就是犯罪嫌疑人，我们又该以什么方式去提取他的指纹和dna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进行强迫的，本地人也会反感的。
方中队长也说：“现在关于案件分析的不同看法，实在是事关案件侦查方向的大事情。
这一点上技术中队，应该要拿出你们的分析意见，我支持重案中队长的说法，你们总得给我们一个可能性大一点的判断。
现在案件侦破工作已经进行了4天，前期我们都是按侵财为目的进行的工作，如果要改过来，没有过硬的理由，我们对上对下都不好交代。”
重案中队一个探长倒是发表了不同意见：“各位领导，我觉得既然法医提出了他们的想法，我想他们也一定是在事先做过功课，这样的意见应该不会轻易的拿到台面上来。
今天专案分析会上既然讲了，我觉得他就是代表了技术中队一种倾向性的分析意见，他们肯定是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为性侵的可能性比较大，我觉得趁现在改变案件方向也不是不可以。
我们之前就是排查关系人的，我们在关系人访查中发现受害人其实之前一直在进行相亲。
有些相亲对象也是和受害人见过面的，因此也不排除一些相亲对象对受害人见色起意。
当然我们确定身份的这些相亲对象已经一一提取了指纹和dna样本，目前还没有锁定犯罪嫌疑人。
但是如果顺着这条思路去找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技术中队又有相关的分析意见，我倒觉得现在改变侦查方向也不是不可以。”
这位探长的话，让赵局和邵大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因为当时指挥部也没有派出很多的警力去对受害人的关系网进行摸排，因为技术中队给出的意见是侵财为目的，所以考虑熟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对关系人的排查只是进行了很浅显的一步，现在技术中队来了这么一出，那么对警力就要进行重新的分配，特别是工作的重心要进行调整。
章探长也说：“技术中队没有说法医的新意见，是他们中队的倾向性意见。
今天他们只是把这种可能性提了一下，我倒觉得我们之前做的工作没有错，没有破案，是因为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我们排查到。
技术中队既然提了新的意见，我支持重案中队队长的意见，技术中队应该给出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性比较大的分析意见，而不是给我们两个不同的方案，让我们在那边瞎猜。
毕竟破案既要讲究全面，更要讲究时效性，如果时机错过了，案件条件再好也有可能破不了案。”
章探长的发言，一下子又打开了其他人的话匣。
赵局和邵大还是没有发表意见，他们对每个人提出的想法，只是静静的听着。
并没有任何肯定或否定的表示，因为这个时候越是讨论的充分，案件侦破所走的弯路就会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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