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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晓阳不想说,我也就不再问了,因为我还记得,邓叔叔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只是说了一些工作上的安排,就被阿姨批评,这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能说,这是原则,规矩可以突破,原则不能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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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阳说道,今天,该复习基本国策了。
我看着枕头说,今天不复习了,今天喝酒了,困。
晓阳一脸坏笑地说道,这是原则问题,原则不容挑战。
第二天,实在是太困了,但昨天李叔说的话点醒了我,这家致富是不能套搬书本的经验,那最多只是一个参考,南街村和华西村的经验那么好,县里也组织了去学习,但学习之后没有产生第三个第四个,这说明这学习是一方面,这根据自己的实际去搞创新也是一个方面,这也就是老人家讲的实事求是吧。
到了柳集、回了安平,我就去安平高粱红去找孙向东和高春梅。
这安平高粱红酒厂,本就是孙家的祖业,父亲说他小时候这孙家的酒作坊就在,算来了已经传了几代。
之前搞改造,公社让孙家的人不再插手酒厂,这换了人,产出的东西根本没法喝,要不辣的入不了喉,要不就是没有酒味,这本来都已经打算停了这酒作坊,但是群众不乐意了,十里八村的群众困了乏了就指望着高粱酒解乏,你这给他停了,这样解馋,没办法就又把孙家的人请了回来。
和其他地方的高粱酒不同,这孙家做的高粱酒虽然烈,但口感好,最关键的是喝醉了之后第二天也不上头。
到了酒厂,孙向东正安排着十多个工人搞生产,虽然现在是高粱酒厂,但是这酒厂的规模不大,算下来七七八八的房间也就是四五十间,这酒厂也就五六个农家院这么大。
见我进来,孙向东忙迎了过来,说道:“李大站长,今天来检查啥工作。”
我说孙厂长,今天不是搞检查,也不是给乡里拿酒,是想给你聊一聊。
孙向东的媳妇高春梅已经搬来了两个马扎,这酒厂虽然有一间办公室,但是里面堆了不少的杂物,也就孙向东的媳妇高春梅在里面记记账。
看着这热火朝天的场景,我说,向东,粮食这么多,咱这酒为啥是高粱酒。
孙向东说,李大站长,这以前的时候,人都吃不饱,咋会拿这救命的粮食来造酒,算下来,咱们也是从改革开放后才慢慢吃上了白面馒头。
这高粱米,是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吃的,产量大,好管理,人也可以吃,牲口也可以吃,吃不完了,就酿酒,慢慢地一辈辈地传下来,李主任,咱这酒厂到现在不容易。
向东说这个话我倒是理解,小的时候,白面馒头那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食,那个时候,说不清楚的原因,大家辛苦劳作,就是不见产粮食,一个生产队累死累活地干上一年,每家每户才分一两百斤的粮食,这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好在当时推广了红薯的种植,每家每户把红薯切片晾干,就是吃这红薯干。
红薯干淀粉少,吃了之后不到下一顿吃饭的时间,就又饿得眼冒金星。
向东这样说,我反倒觉得自己这问题实在有些傻,就好比不食人间烟火一般。
我说,向东大哥,以后你别喊什么李大站长了,这听起来生分,我比你小,以后你就叫我朝阳,我就喊你大哥,这样听着多亲切。
孙向东咧嘴一笑,说道,那可不成,你是管理这酒厂的父母官,我虽然长你几岁,但是这规矩不能乱了。
听到孙向东说着规矩这个词,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阿姨说的一句话,你们这年纪轻轻,还挺保守,这改革开放,关键在解放思想。
我们从小就已经被禁锢在这规矩之中,我们生长的环境也是处处有着规矩。
阿姨说得真的太对了,没有思想上的突破,怎么会有怎么敢有行动上的落实,看来这向东和从前的我一样,思想可能有些保守。
我试探着问道,向东,有没有考虑过,把咱这酒厂做大,搞成一个大酒厂。
向东摸了摸头,坐在马扎上,用脚在地上胡乱地画着。
说道,李大站长,我从出生就泡在这高粱坛子里,从小喝这高粱酒就和喝水一样,这高粱酒厂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三十多年了吧,就是这个模样,你说把它搞成酒厂,咋搞?咱现在的产量就这么大,一年也就是卖这么多酒,咱该交给乡上的一分不少,咱该的工资一分不欠,咱这样多好呀,搞大酒厂,我可不会。
听着向东说到规矩这个词,我就知道这孙向东不会轻易地点这个头,换位思考,我如果是孙向东,也不会答应,现在确实挺好,守着这个小作坊,当着这个小厂长,自己的媳妇还管着厂里的账,在这十里八乡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谁家有个婚丧嫁娶,都离不了这高粱酒。
这酒厂确实也很特殊,离了人家孙家的人,确实就搞不出来酒。
别说我这个小小的企管站站长,除了这分管的副乡长和张叔,这孙向东完全可以不顾及我们这些人的情面。
我说,向东,没事,不懂咱们可以学习,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学。
孙向东说道:李大主任,我一个初中毕业,认识的字还没有认识的高粱多,你这喊我学什么,难道我不学习就造不出高粱酒,我劝你也别瞎折腾,几代人都这个样子,咱们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多好,你要是想要酒,我送你个几百斤都不是问题,你喊我看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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