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人才辈出,其中法家的崛起速度发人深省。
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通过改革,使弱小的秦国一跃成为能与齐、楚抗衡,争雄于天下的大国,可谓劳苦功高。
乱世有一个优点,即可以不拘一格任用人才,这为贫寒子弟向上流动提供了道路。
在战国时期,一个人只要有才华且有雄心壮志,就不会被埋没。
商鞅早年由于没有遇上明主,所以郁郁不得志,差一点枉死在魏国。
商鞅渴望使尽平生所学,立名于当世,立功于后世。
所以,当他听说秦孝公为重振秦穆公的霸业而下令遍寻天下贤才时,商鞅毅然离开让他彻底绝望的魏国,只身前赴当时还是弱小的秦国。
商鞅本姓公孙,名叫鞅,他是卫国国君某姬妾所生之子,后来之所以被称为商鞅是因其在秦国封地的缘故。
秦国虽然弱小,地处偏远,但像商鞅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想见秦孝公一面也是很难。
为了理想抱负,商鞅俯身低就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见自己。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言辞恳恳,孝公却昏昏欲睡,没听进商鞅的一言半语。
事后,秦孝公责备景监,说他推荐之人乃迂腐呆滞之徒。
景监也很无奈,这时商鞅再次求景监引见,景监对商鞅还抱有一线希望,所以再次答应了商鞅的请求。
第二次召见,秦孝公懵懵懂懂,觉得商鞅说得有理,但不合他的心意。
景监被秦孝公责备后,将商鞅当做出气筒。
商鞅说,他用称王之道开导秦孝公,但是秦孝公急于求成。
事不过三,经过两次交谈,商鞅已经完全探知秦孝公的心愿,请求景监第三次引见。
秦孝公第三次召见商鞅,果如商鞅所料,他很信服商鞅的话。
原来秦孝公复业心急,复仇的心更加殷切,渴望在有生之年称霸中原,重振秦穆公的雄风。
古语云,欲速则不达。
欲成大事,而又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办成,唯有施行霸道。
后来,秦孝公召见商鞅几次,商鞅都用称霸之道开导秦孝公。
秦孝公对霸道很痴迷,所以与商鞅交谈时,他会不知不觉移席靠近商鞅,不厌其烦地听其讲解。
法家注重的是刑罚之学,商鞅知道法家的弱点,即威严过重,缺少恩德。
但诸侯国争战不断,商鞅久不得志,加之秦孝公诚心重用,他只能赌上一把,利用严刑峻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强秦国国力。
面对疲弱的秦国,商鞅要辅助秦孝公称霸,力图一改旧貌只能施行变法。
但商鞅变革遭到了保守派甘龙和杜挚的反对。
商鞅告诉秦孝公,心思犹豫不决则必然拖累行动,如果行动不果敢,则必然劳而无功。
见解高远的人不会拘泥于俗见,而见解独到的人也未必会得到众人的认可。
愚昧的人不会事先谋划,即使事情成功了,他们也不明所以;相反,聪明人谋事于未萌,料事于未发,对前因后果清楚明了。
这一席话的意思是,拘泥于俗见的人并不值得与他们商议变革大事,因为他们只会遵循过去的礼法,不懂创造。
甘龙等老臣过于尊崇过去的礼法,认为流传下来的老规矩才是治理国家的良策。
甘龙说,“圣人不会通过改变民俗来教育百姓,有智慧的人不会胡乱更改祖上礼法。
顺应过去的民俗以教育百姓,不用劳神费心就能成功,沿袭祖上礼法治理国家,百姓的生活才会有序,行为才会有依据,天下才会安定。
如果擅自变法,天下必然大乱。”
甘龙是保守派,不仅不主张变法,还认为变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变法的确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但如果一贯安于现状,唯祖上之命是从,则只会守成,无法壮大国力。
甘龙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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