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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
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
'遂与之俱出。
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
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
变法之事，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至常人不敢至之处，都是行常人不敢行之事，因其“险远”
，同路之人自然是越来越少。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
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所行之事，既是无悔，其孰能讥之乎？
只是当时同游之人，与自己共探秘境的好友弟弟，如今也是“讥”
讽自己之人。
自古变法者，都是损害现下得利者的利益的，而当下的得利者大多都围绕在统治者的周围，正是社会上有地位有发言权的那类人。
这道理王安石清楚的很，但他仍愿意在这独木桥上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孤勇者
不止是司马光，苏辙也说:"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
钱入民手，不免妄用;及其纳钱，不免喻限。
"注1.
苏辙大人对官和民的执行力都不是很有信心呢。
时任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也说：“臣准青苗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
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时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
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决有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
陛下励精求治，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
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
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
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
王安石勃然进曰：“茍从其欲，虽坊郭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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