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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托付了若干年的事业，是摇滚，是九十年代初仍举步维艰、牙牙学语的中国大陆式摇滚乐。
曾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刚懂了一点点摇滚为何物的我们，在天桥的茶馆儿里，听着相声，嗑着瓜子儿，头一次讨论了关于成立个乐队的事项。
那时，我并未太当真。
弹吉他，说良心话，我不怎么会，我还是跟裴建军学了几招指法，而后也就荒废了。
我那时只想在高中毕业后能有个踏实工作就阿弥陀佛，于是，我在后来鬼使神差让川儿拉去做了主唱，而且一唱就是这么多年，是当年十五六岁的我想都没想过的。
高中，说毕业就毕业了，那个现在的孩子也许不能理解和想象的年代里，高中毕业生并没有中专生值钱，但奇怪的是，我们仨还偏偏都拿了高中学历，虽说我和川儿只是为了一纸毕业证，嚼子是为了迈进大学的门槛儿。
八八年夏天，嚼子收拾行李上了南行的火车，他说他要走的时候，我扯着嗓子唱了句“日本鬼子夹着尾巴逃跑了！”
嚼子扑过来说要掐死我这个祸害，我借着身子灵巧躲过了，然后给了他一句“你丫才是祸害呢！
你起根儿上就是一祸头！”
事实证明，我没说错，裴建军这个祸头当之无愧，好多风波都有他的原因，包括我和林强的分开。
但我总不能恨他，我就是恨林强也没法去恨他，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我哥们儿啊。
川儿说嚼子“江湖”
，我没搭茬儿，但我在心里觉得，好多时候，江湖二字，我比他裴建军领会的更透，做得更绝。
即使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像他那样为了川儿牺牲自己的前途。
九零年，亚运年，就跟二零零八年是奥运年一样，九零年的中国人，体验了一次当东道主的快乐，就在那一年，我没有和家里商量，辞了在大一路上当售票员的工作，开始跟着周小川玩儿摇滚了。
对此，我爸妈没多说什么，他们给我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和一声长叹，我妈摇了摇头，转身去厨房做饭，我爸背着手，沉默之后边点烟边走进小里屋，我在门关上之前看见他用没有拿着烟的那只手轻轻锤了几下自己的后脖颈，那仍旧留着那道疤痕的，长年受着颈椎痛折磨的文人的后脖颈，我看了片刻，张了两下口，想说句“爸、妈，我就是想，真混出个样儿来，能让您俩过得更好一点儿。”
可话到嘴边，却不知为何，终究咽了回去。
然后，我进了川儿的乐队。
“桥”
。
乐队的名字是“桥”
，不是鹊桥，不是仙桥，不是颐和园的玉带桥，不是右安门那座摇摇晃晃，甚至总给人摇摇欲坠之感的木板儿桥，这是我心里的桥，是我们这帮能耐不大野心不小的楞头小子们梦中的桥。
一点儿也不夸张，那座桥真的承载了我们全部的梦，和无数都不敢奢求能成为现实的臆想。
把我带上这座桥的，是周小川，这让我之后的若干年都对他有种抹不去的感恩的念头。
然后，在川儿拉着我站上尚未脱稚气的桥头时，我看见了从上海千里迢迢奔回来，还给我们带来一个鼓手的裴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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