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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一九二○年在
欧洲号称“发烧的一九二○年”
。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
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
有冰淇淋。
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
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
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素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
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
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
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
——无怪
大多数的女人乐此不疲。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
的喜悦。
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份的
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了下流的，反常的。
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
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
香港城不比
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
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渐渐
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
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
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上海的冬
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
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
香港从来没
有这样馋嘴过。
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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