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拥有广袤田地的平民百姓，在繁重的赋税压迫下苦不堪言，无奈之余，只能忍痛割爱，将世代相传的土地转卖给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贵族集团，随后自己则沦为这些地主的佃户。
原因在于，相较于向国家缴纳的高额田税，向地主交纳的租金显得微不足道，足以让他们勉强维持生计。
面对国家的苛捐杂税，农民若坚持耕种自己的土地，恐怕只能面临饥饿与死亡的绝境；而依附于地主，尚能求得一线生机，得以苟延残喘。
这一现象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特权阶层的土地日益膨胀，普通民众手中的土地则日渐萎缩，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缩减，大明王朝的财政状况愈发严峻。
朝廷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不得不一再加重赋税，百姓为求生计，又不得不继续变卖土地，如此往复，形成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至崇祯十五年，全国超过半数的土地已落入两大特权集团之手，大明王朝的税收基础与开国之初相比，已萎缩至不足四分之一。
在这样恶劣的财政环境下，朝廷仍需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运转，供养近二十万皇亲国戚，同时应对后金（建奴）与农民起义军（流贼）的双重威胁。
崇祯帝若想在如此困境中不使国家破产，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实，并非只有孙传庭一人洞察到了这一问题的根源，但多数人选择沉默，无人敢于直言不讳。
崇祯帝虽有心重振万历新政，却苦于缺乏支持。
大臣们之所以对崇祯帝的提议置若罔闻，原因显而易见——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不愿轻易放弃手中的特权。
正如现代人常说的“革自己的命”
，对他们而言，无疑是难上加难。
当孙传庭挺身而出，提议重启万历新政时，崇祯帝虽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激动不已。
他深知，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改革良机，只是苦于无人响应。
孙传庭的提议，无疑为他点亮了一盏希望之灯。
然而，好景不长，崇祯帝与孙传庭的热情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浇灭。
以周延儒为代表的朝中大臣们纷纷站出来反对，他们声称万历新政的“按亩征银”
政策，将皇亲国戚、士大夫阶层与普通百姓一视同仁，是对士人阶层的极大侮辱，更有违历朝历代士人不纳粮的传统，会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
回顾隆庆至万历年间的新政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行，离不开徐阶、高拱、张居正、海瑞等一众具有远见卓识的能臣。
反观崇祯朝，除了孙传庭这位戴罪立功的将领，又有谁真正愿意为朝廷分忧，为崇祯帝解难呢？面对众怒难犯的局面，崇祯帝只能妥协，任命孙传庭为太子少师，兼任兵部侍郎，并授予左佥都御史之职，总督山西、陕西、京师、山东、河南五省军务。
至于推行改革之事，也只能暂时搁置，待后金退兵后再做打算了。
在陕西米脂的某个营帐内，刘宗敏正搂着从战乱中抢来的两名女子，帐中酒香四溢，他的脸上洋溢着得意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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