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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的自白（第6页）

但是我的发言还不足以使“小将”

们撤掉他的队长职务。

第三天，把冯尔定拉下马的机会竟从天而降一阵风，把一角破报纸吹到了他的粪桶中，我素来眼尖，立即出那角报纸有好大一幅领袖头像；当时我和他正并排撂下粪桶，在运粪的中途歇肩。

恰巧两个“小将”

从我们身旁走过，我先咳嗽了一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然后便一个劲地给他们使眼色，两个“小将”

先是莫名其妙，紧接着便循着我的眼色去冯尔定的粪桶，他们立即便出了那“现行反革命”

的罪行，于是便喝问起冯尔定来，冯尔定一开头怎么也没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虽然无意顶撞，也不免反问了若干句话最后他终于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便一再解释说“实在是没注意肯定是刚才一阵风吹进来的”

两个“小将”

自然转而问我，究竟是不是一阵风吹进去的，我赌咒发誓地说“没见风有那么大的本事”

“小将”

们便不再细细盘问，立即把冯尔定扭送到了场院，召开了批斗大会，批斗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便站上前去，声嘶力竭地揭发他平时就有用带领袖像的报纸卷叶子烟的罪行，同时用推测的语气说“那准是他兜里掏出来，故意扔进去的”

冯尔定这下垮了台，当晚“小将”

们宣布了我任队长职务，我心中充满了狂喜与满足。

奇怪，对冯尔定的坠落，我竟比对陈茂生和许薇玲的沉沦更为解恨。

4

我是个员。

这个事实今天想来连我自己也哑然失笑。

我是反右斗争胜利结束时入党的。

有时候会发展我这样的人入党，并且同时会将陈茂生、许薇玲推至“反党”

的死角，这的确很值得真正的人仔细研究为什么怎么办反正我也是快死了，我说实话我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非党员强。

一九七〇年，我在整党中恢复了组织生活，并且由于种种因素，成了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但是不久就进驻了工宣队，工宣队长兼上了革委会的主任。

那位工宣队长名叫白春富，是个十足的活宝。

我恨他，因为他处处不如我，却反而当了一把手。

他原是一九五八年老高中落选的初中毕业生，是那个年月里最让人瞧不起的次等货。

他在煤厂当过一段临时工，每天坐在树墩子上劈劈柴，后来总算混进了国营工厂，在厂里是个有名的痞子。

史无前例的运动一起来，他成了造反派头头，派驻工宣队的潮流一到，他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当年没能考上的重点中学，坐上了相当于校长的交椅。

他内心的那种满足感与报复欲，大概唯有我能最充分地理解。

白春富最向全校师生或全校教职工训话。

每回上台，老是他在前头走，我在他左右侧跟着。

他梳着个油亮的大背头，时值初冬，总在小棉袄外头披着个短大衣，一上台他便两肘朝后一摆，两肩随之一耸，于是那短大衣便飞落下来回回总是恰落于我的臂弯之中。

每次当这一刹那，我就有一种当场把他打杀的在胸中蠢动，但是他若回头对我一瞥，保管可以见我脸上挂着一副谦和热情的笑容。

白春富的笑柄很快就凑足了一打。

比如，他在宽严大会上威风凛凛地吼道“我们的政策很明确，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六个大字”

又比如他深入同学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示范性地进行“谈心”

时，会问出这种问题“啊，你哥哥是汽车司机，你们俩是他大还是你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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