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分房子的事情总算告一段落,由于朴建勇的父亲是从前的副厂长,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零件厂,加上朴建勇是厂里的骨干,为了留住人,厂里把这套两居室分给了朴建勇,并开始着手办理房产证手续。
厂里的房子就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朴京上学也很方便,左梅听见这个消息,找来工人把家里的墙和窗户都重新粉刷了一遍,又添置了一个新沙发和新茶几,前前后后总共花了一千多块,左梅爽快的负责了全部开销,这足足是她半年的工资。
她还撺掇朴建勇把家里的马牙石地板撬了重新铺上大理石地砖,软磨硬泡之下,朴建勇才同意。
呆在充满石灰味和油漆味里的卧室里,睡午觉的时候总让人觉得呼吸困难,朴京开始埋怨母亲为何会这么热衷于鼓捣这套年代久远的房子。
他是第一次听说房产证这样的东西,在政治课里,老师讲过:城市的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怎么现在在国有土地上建起来的房子就能拥有写着个人名字的房产证了呢?母亲还说过房产证上的产权是七十年,到期了出一小笔土地出让金还能再续产权。
每每提起房子的事,母亲总是眉飞色舞,像个城建局吃透政策的专家一样。
在分房之前,母亲总是说,这是公家的房子,别这么太上心,现在有了房产证,母亲才开始细心的呵护这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不单是难闻的气味让朴京睡不着,真正的始作俑者还是外面施工的声音,听说在零件厂周围会建起一条商业步行街和高楼大厦,噪音不单是白天有,晚上九点前也有,家里即便关上窗户,灰尘也会钻进来,需要每天都打扫,而床上也盖上了麻烦的床罩。
父亲朴建勇对噪音和粉尘的意见很大,甚至多次去工地上讨要说法也无济于事。
左梅却鲜有抱怨,她甚至把这些噪音当成了悦耳的乐曲,她说,这里就是未来的市中心,交通和商业配套将会围绕着这里建设,她甚至还提出了一个父子俩都未听说过的概念:房价,她称商业中心的建立将会让家里的房子的价值翻倍。
这让他想起了《人民日报》上的关于日本和韩国的新闻,首尔市房价上涨百分之八十,东京市的房价上涨百分九十。
母亲之前并不喜欢看人民日报,在一次朴建勇念出有关北京公开交易房子的时候,第一次引燃了她关注房价的热情。
1989年北京公开出售的新住宅每平方米2000元,现在已经达到2800元。
朴建勇还特地提到了一个细节,人民日报这样评论:“幢幢楼房无人买,几十万平方米新住宅空空荡荡。
原因是价格昂贵,每平方米最高价已经达到2800元,令人乍舌。
这并未打击到左梅关注房价的热情,反倒让左梅更加狂热,她开始四处打听有关房子的消息,这让左梅有了像是赚钱一样的快感,只要报纸和电视上报道房价上涨的消息,左梅就感觉有钱入了口袋一样。
房产证下来的时候,左梅恨不得把房产证用相框裱起来,以证明这是全家最大的财产。
这时候,还有一些西装笔挺的人上门来询问是否考虑卖房,对家里这套70平方的房子竟然开口就出价一万,左梅当然是拒绝了,她预测,未来家里的房子将会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她常说在建国以前,祖上都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在分房之前,一家人虽然是城镇户口,但却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分房之后,一家人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像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她还说现在赶上国家的好政策,看来是要彻底翻身做真正的城里人了。
与之相反的是刘兴家,他父亲由于不是厂里的领导,又不是技术骨干,只是一名普通工人,所以在这次分房中没有分到房子,这让刘兴一家子对分到房子的人都充满了敌意。
倒不是因为房子不够住,只是在分房前,职工只需要缴纳基本的水电费即可,而在分房后,没有房子的职工需要开始缴纳租金,虽然每个月只需要5元的租金,但住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一家人始终不是滋味,刘兴的父母因为没有分到房子这件事隔三岔五的就到厂领导那里闹,甚至还闹到了市政府,一时风波四起。
朴京要上学的时候,发现自行车爆胎了,朴京蹲下一看,原来是钉子扎的,而作案用的钉子还在自行车边上,朴京只能跑着去上学,险些就迟到。
第一节英语课开始后,坐在前面的朱沪在上课时转过身来说:“早点没帮我买?”
“买个屁,自行车胎被扎了,差点迟到,谁他妈的这么缺德,我到底是惹了谁了!”
气喘吁吁的朴京生气的说。
“这样的人可多了,要么就是抱怨社会不公,要么就是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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