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缩了下脖，凛冽的寒风显些将人又掀回了温暖的屋里面。
交九的天，清晨总有三十几度。
在加上三四个小时的忙碌，冷丁一出屋就象一下子掉进了冰窖里似的。
脚上四十二码的大棉鞋里垫满了用铁梳子梳碎的玉米楃子，一出屋便被冷风打了个透。
狗皮绵帽子在寒风中就象一张薄薄的纸无计于事；大绵手套中的双手紧紧的赚着拳头扶着一对车把子小心翼翼的推行在滑滑的雪路之上。
出门五十米便是十字街，我连忙放下了车子喊了声：“豆腐…！”
也许是振奋一下发抖的身体，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拉着长音高声的叫着。
然后拉高了已经破碎军大衣领子，在路上不停的跺着脚。
我是村里唯一的一个豆腐匠，而且是全镇最年轻的一位。
那时刚刚初中毕业，稀里糊涂的便接了爸爸的班。
他那糟粕一样的身体没有坚持两年便驾鹤西游了，母亲帮助我总算是有了个营生来。
一米六二的个头，单薄的身体，二十一岁的年纪，自然而然的成了三块豆腐的代名词。
“锁住快给我来二斤豆的，你叔早就烫得了酒就等着你这一声呦呵哪！”
隔壁的张婶子拿个小铁盆冻的哆哩哆嗦的说：“你先记个帐，赶那天让英子给你一块儿送去。”
他家算是村中最难斗儿的主儿了，买东西总是向里算，还帐时得赖就赖。
特别是他那个半彪不傻的闺女，有些事儿你还真跟她说不清楚。
张叔是个地地道道的大酒懵子，一天三顿，每顿都得半斤。
这还是没人陪着，要是再有几个狐朋狗友那便是不倒不算完了。
喝多了不是打架骂街，便是耍赖皮闹事。
总之摊上这么个邻居也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好了张婶，加上前两次已经是十二斤豆子了。
“我一边给称着豆腐一边说道。
”
你放心吧？差不了你的事儿！”
张婶边说边瞅着称：“你的称高着点，我这第一份水最多了。”
一头老母猪带着六个崽子，在猪圈撒着欢儿。
母亲总是嫌这窝崽子来的不是时候，这时候的仔猪只能等到五月节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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